曲沃羊舌M5出土的子硕父作申姜鼎，与甘肃合水县何家畔乡出土的伯硕父鼎乃是同人所作，其中反映出晋国、西申及“伯硕父”所代表的王臣势力之间的密切关系，正是以各方共同支持周平王作为政治基础的。子硕父鼎的发现及其铭文系联，不仅有助于揭示平王东迁前后不同势力集团的分合与互动，丰富两周之际晋陕地区政治联动的历史图景，同时也为推定羊舌M1即晋文侯墓，提供了关键依据。
曲沃羊舌墓地出土子硕父鼎的意义——兼论曲沃羊舌M1为晋文侯墓
赵庆淼
2021年，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的“吉金耀河东：山西青铜文明特展”上，展出了一件山西曲沃羊舌墓地M5出土的铜鼎。该鼎系2005－2006年间科学发掘所得，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，原简报附图已对墓葬内景和器物外观予以介绍〔图一〕，而铭文则迄今未见正式著录。鉴于鼎铭出现的若干线索，适可与近年刊布的伯硕父鼎、太师氏姜盘诸铭及清华简《系年》进行联系，从而揭示两周之际王室与封国的政治互动，亦可为推定曲沃羊舌墓地的墓主身份提供重要依据，以收“转相发明”之效，故不妨撰文试作讨论，敬祈方家教正。〔图一〕 子硕父鼎 春秋早期 曲沃羊舌M5出土
这件铜鼎立耳微侈，深腹呈半球形，下设三蹄足，颈部饰窃曲纹一周，腹部饰垂鳞纹，其造型、纹饰与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∶59、M2012∶1及平顶山应国墓地M1∶31诸器相近，时代特征较为鲜明，基本可定在春秋早期。鼎口沿下内侧铸有铭文〔图二〕，计4行18字（含重文2），经初步辨识可释读为：“子硕父作（申）姜尊鼎，其万年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从称谓结构来看，“子”当为周代男性贵族的美称，“硕父”是字，其例同于“子邦父”（《集成》932）“子牙父”（《集成》4213）等；而“申姜”即是出自申国公室的姜姓女子，嫁作“子硕父”之妇，故为后者作器相授。
〔图二〕 子硕父鼎铭文 春秋早期 曲沃羊舌M5出土 作者摄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揭“硕父”和“申姜”之称，又同时见于甘肃合水县何家畔乡一座周墓出土的伯硕父鼎。该鼎为附耳鼎，半球形腹，内浅而圆底，置三蹄足，宽口沿下分饰窃曲纹及弦纹一周，时代或定为西周末年。其内壁铭文（《铭图》2438）作：唯王三月初吉辛丑，伯硕父作尊鼎。用道用行，用考（孝）用享，于卿事（士）辟王、庶弟元（兄），我用与（司）赤戎（驭）方。伯硕父、（申）姜，其受万福无疆，蔑天子光，其子子孙孙永宝用。铭言称“伯硕父”铸作祭器，希冀他和“申姜”夫妇永受祜福。综合称谓与时代因素判断，此“伯硕父”和“申姜”二人，无疑就是羊舌M5出土子硕父鼎的作器者和受器者。称“伯硕父”者，乃是标识贵族排行，言“子硕父”者，则是冠以美称，可谓称名略异，而指实无别。按伯硕父鼎铭文所言，器主的职司为管理“赤戎驭方”，且可直接上达“辟王”和“卿士”，表明其身份属于王臣贵族。进一步说，“伯硕父”职掌西北边地的民族事务，与迎娶“申姜”作为夫人，其间显然具有内在关联。从地理背景来看，“申姜”之“申”应指西申，据研究表明，其势力范围大抵在今甘肃平凉至镇原以北一带，正与伯硕父鼎的出土地相去不远。由于所处地域的特殊性，西申和周边的戎人部族长期杂处，尤其与姜姓申戎关系密切，对西戎诸部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，故有“申、骆重婚，西戎皆服”之谓。职是之故，身领王职的“伯硕父”选择同“申姜”喜结连理，即采取政治联姻的方式，以加强周室和西申的同盟关系，这对于维护王朝西北边域的稳定至为关键。接踵而来的问题是，伯硕父器缘何会出现在曲沃羊舌墓地。换句话说，即僻处西土的“伯硕父”“申姜”夫妇，究竟是怎样与晋国公室建立起联系的，这就要从清华简《系年》的解读中寻找答案。众所周知，西周末年由于褒姒之宠，幽王废申后嫡子而改立庶幼，王室与西申的关系一度破裂，甚至发展到刀兵相向的境地，申、缯联络西戎以为强援，合力进攻幽王，导致宗周覆灭。然而，西周的终结并不足以弥合分歧，不同政治势力围绕王朝继统问题，又展开了新的角逐，从而开启所谓“二王并立”的时期。对此，过去仅有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可以捕捉到些许线索，今幸得《系年》记载较为详备，足以窥见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。其中第二章讲到“幽王及伯盘乃灭，周乃亡”，接着又说：邦君、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，是携惠王。立廿又一年，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。周亡王九年，邦君、诸侯焉始不朝于周，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，立之于京师。三年乃东徙，止于成周。据简文可知，随着幽王殒命，贵族群体因对王位继承产生分歧，以致分化形成了两大集团。首先是虢公所代表的“邦君”和“诸正”，身份多为原先供职于周室的内服王臣，主张拥立幽王之弟余臣为君，政治立场大体仍倾向于幽王。另一方面，则是以西申为首的外服封国势力，其中不仅包括缯、许在内，后来更兼晋国的加入，主要支持出奔西申的平王。倘若回归到历史语境下，内服王官集团由于辅佐周室，尊奉王子余臣为君，可谓上承西周余绪，在当时实际即代表了“正统”。只不过，这一派别落败于政治斗争，以致地位不复，甚至相关史迹也在东周以后的历史书写中被刻意抹去。相较前者而言，平王及其拥趸者并非承自幽王遗命，原本居于“非正统”的地位，然而经历持续的逐力与政治沉浮，最终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，作为“支系”取代了“主流”。按照《系年》记载，晋国作为外部势力插手王位继承事务，已是王子余臣在位的二十一年。是岁，晋文侯率师攻灭携惠王于虢，周室陷入了长达九年的“无王”阶段。为了弥补这一权力真空，晋文侯直接主导废立之事，前赴西土迎纳平王，拥立为君。在此期间，晋人与虢公、郑伯为代表的王朝世族势力，恐怕也达成了某些政治妥协。于是三年之后，王室整体东徙成周，平王最终实现了命运的逆转。基于以上分析，晋人、西申以及“伯硕父”之间的种种联系，便不难浮现于眼前。首先，西申作为申后母国，自始至终是拥护平王的，毋庸赘言。“伯硕父”既与西申缔结政治婚姻，则与平王并为申人之甥，显然同样也是倾向于平王集团。晋文侯先是消灭平王的政敌携王，继而亲自拥立平王，奉为正统，并最终直接推动了东迁的完成。以此看来，上述三方都是平王的坚定支持者，而晋文侯既然亲赴西土迎立平王，可见晋与西申、“伯硕父”所代表的西北边域势力，即便未尝结成同盟，其关系无疑也是颇为融洽。那么，“伯硕父”夫妇之器埋藏于晋国贵族墓地的现象，便可通过两周之际各种政治势力的亲疏离合，而得到合理的解释。至于最终确立内在联系的关键，则仍要关注羊舌墓地的考古研究。二
发掘者结合墓地的文化特征、地理位置及墓葬形制规格等因素，指出羊舌M1组与北赵晋侯墓地M64组的M63、M93组的M93存在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，由此判断M1、M2约当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，时代上承北赵晋侯墓地，应是一代晋侯与其夫人的合葬墓。其说可从。而随葬子硕父鼎的小型墓M5，正位于M2南墓道的西南侧，性质属于M1、M2的陪葬墓，说明M5墓主身份当为晋国贵族，与晋侯夫妇的关系较为密切。据简报介绍，子硕父鼎出土之际，摆放在椁室内部接近墓主头端的位置，伴出者尚有青铜盘、匜各一，年代亦在春秋早期。这组盘、匜内部均有铭文，其中匜铭刊布较早，分别见于《晋国霸业》等展览图录及《铭图》14999号著录，后经学者重新考释，可将其内容移录如下：唯王三月丁丑，大（太）（师）氏姜作宝盘。其万年无疆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其敢又（有）夺，则卑（俾）受其百央（殃）。铭文言“太师氏姜”自作铜器，希望子孙后代永远保有，并对他人可能的夺器行为施以诅咒。按周初太公望封齐之后，其后裔一支留佐王室，承袭太师之职，于是“以官为氏”。故此“太师氏姜”当系“父氏+女姓”的自称形式，其人正是姜姓太师氏之女。2021年，M5出土的这组盘、匜及子硕父鼎，共同聚首于“吉金耀河东：山西青铜文明特展”。笔者经过现场目验原器，可以确定盘铭与匜铭内容相同，彼此仅行款略异，说明其本系成套之物〔图三〕，均是女性贵族“太师氏姜”生前的自作用器。考虑到盘、匜最终随葬于同墓，仍然保持着组合状态，不难推断M5的墓主恐怕就是“太师氏姜”本人。联系M5与M2的空间位次来看，这位已经出嫁的姜姓太师氏之女，与M2墓主的关系无疑最为亲密，然而墓葬规格的明显差异，又反映出双方社会地位的悬殊。那么综合种种因素考虑，M5墓主的身份极有可能属于晋侯夫人的媵妾，即她是作为陪嫁而来到晋国，所以去世后祔葬于羊舌墓地，也就十分顺理成章。
〔图三〕 太师氏姜盘铭文 春秋早期 曲沃羊舌M5出土 作者摄
如是，子硕父鼎同太师氏姜盘、匜组合在羊舌M5的共存关系，便可从血缘纽带与地缘政治两个角度进行综合考察。《国语·周语中》：“齐、许、申、吕由大姜。”韦昭注：“四国皆姜姓也，四岳之后，大姜之家也。”是谓齐、许、申、吕俱为姜姓，同出一源，皆因大姜而受封。至于西申之女的“申姜”，与齐太公后裔“太师氏姜”既是同宗，二者互有往来聘问，本就合乎周人的文化传统。若从贵族个体上升到邦国乃至政治集团的层面，以申人为首的“西土势力”与晋文侯显然属于同一阵营，双方对王朝继统问题持以相近立场，尤其是在拥立平王的过程中，可谓勠力同心，为平王践祚和周室存续立下赫赫之功。由是观之，“申姜”不惜割舍所持礼器，乃至将其作为馈赠之物，致送给嫁入晋国公室的姜姓太师氏之女，此举不仅彰显出同宗之谊，同时也是晋人与“西土集团”结为盟好的绝佳见证。考虑到子硕父鼎不甚符合“同姓相媵”的特征，那么该器流入晋国最有可能的途径，无外乎即同姓宗亲之间的賵赙，因而得以作为“太师氏姜”的随葬品，最终置于墓主之侧。
鉴于本文所探讨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关系，与两周之际晋国史事多有相涉，至此不妨附带论及羊舌M1组的墓主问题。如前所言，羊舌墓地与北赵晋侯墓地在时代上前后衔接，所以M1墓主的身份推定，不仅要结合墓葬本身的年代、形制规格、随葬器物等因素及其他若干特征，很大程度上还要兼顾北赵晋侯墓地的位次关系。关于北赵晋侯墓地年代最晚的M93组，学界对其归属一直存在争讼，分歧主要集中在晋文侯和殇叔之间。曲沃羊舌墓地发现后，研究者围绕M1墓主身份展开讨论并提出新见，具体观点大致可归纳为文侯、昭侯或更晚的某位晋侯以及曲沃一支的桓叔或庄伯等若干种。笔者倾向于M1组为文侯夫妇的合葬墓，现在诸家所论要点之基础上，参以己见，将理由略述如次。首先，观察地理位置。羊舌墓地位于滏河南岸的岭地上，西北方向距北赵晋侯墓地仅4.5千米，西南至古曲沃所在的闻喜上郭遗址，直线距离则接近50千米，可见羊舌墓地与北赵晋侯墓地的关系更为密切。揆情度理，彼时正值“曲沃代翼”阶段，面对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，曲沃桓叔和庄伯既无必要、也不太可能远葬于晋都附近的羊舌墓地，似当予以排除。其次，对比墓葬形制与规格。北赵M93与羊舌M1、M2均为中字形墓，设有南、北斜坡双墓道，内置积石积碳，体现出两周之际晋国高等级墓葬的基本特征。但相较而言，羊舌M1在整个墓地中规格最高，其规模远胜前者，与晋文侯的地位颇为匹配。反观作为北赵M93合葬墓的M102，不仅墓室面积狭小，而且取消了墓道之设，总体规格明显偏低，既与晋侯墓地的成制相违，亦与文侯夫人的身份不甚相称。第三，分析随葬器物及文字资料。羊舌M1、M2被盗扰严重，无法提供墓主的有效信息。北赵M93出土五鼎六簋组合，虽为随葬铜礼器的核心，却均未铸有铭文，同样无从证实墓主身份。反倒是同墓伴出的一对铜方壶，铭文显示作器者为“晋叔家父”，有别于其余各墓普遍出现“晋侯”字样或具体的晋侯名字；而同人所作之晋叔家父盘，则与晋侯邦父鼎一并出自北赵M64。从人名称谓看，“邦父”和“家父”取字含义相关，二人应是兄弟行，一般认为“邦父”即晋穆侯之字，故“晋叔家父”或可对应文献中的“殇叔”。按《史记·晋世家》载穆侯卒后，“弟殇叔自立，太子仇出奔”，可知殇叔一度摄居晋侯之位，那么他在主持穆侯丧礼之际，以器致奠其兄而随葬于墓，也是合乎情理的。但需注意的是，比及文侯过世，断无理由仍用殇叔之器陪葬，却不见本人的一丝遗迹，所以北赵M93墓主为文侯的可能性甚微。第四，考察墓葬的附属遗迹。羊舌M1墓室南部和南墓道上，分布有大规模用牲遗存，目前已清理227处。发掘者将上述遗存视作祭祀坑，孙庆伟先生则认为当时并未形成“墓祭”制度，判断其性质属于盟誓坑，所论更有理据。此类坑状堆积在北赵晋侯墓地便已出现，其中M64组有27座、M93组有14座，若论数量、规模及打破关系的复杂程度，仍以羊舌M1组为最，表明晋国贵族曾在当地频繁举行盟誓活动。而这种现象，往往与现实政治和社会关系的紧张有关，对于墓主身份具有暗示作用。设若羊舌M1为文侯之墓，那么上述众多的墓前盟誓遗存，基本都形成于“曲沃代翼”的历史背景下，自可视作“晋始乱，故封桓叔于曲沃”的后续产物，适与昭侯在位阶段晋国的内部环境相吻合。第五，审视墓地布局。相较羊舌M1、M2的位置，北赵M93组僻处整个墓地的西北一隅，埋葬的位次走向颇不寻常。据简报介绍，北赵M93、M102局部打破西周晚期文化层，而M93的南墓道还打破一座西周晚期小型墓葬。有学者由此认为，按照墓地的原先规划，M93组所处位置恐怕不在兆域之内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如果说，墓葬选址带有一定的非预期性，那么其间往往经历过某些突发事件，这样就很容易联想到殇叔的废立。史载殇叔在位四年，即为文侯率其党羽所袭，考虑其人既能自立为君，必然在晋国内部拥有政治势力的支持，而文侯正值继位伊始，也有安抚人心与扩大统治基础的需要，因此仍同意以晋侯之礼安葬殇叔，其实亦在情理之中。只是相较其余诸墓，M93组不仅孑然置于兆域之外，夫人墓的规制也有降杀，从中犹见贬抑的意味。另一方面，文侯之所以改葬相距不远的羊舌墓地，除了北赵墓地空间有限，恐怕也是对“嫡庶失序”的过往心存芥蒂，于是干脆另辟墓址，避免在位次安排上陷入棘手的境地。最后，基于子硕父鼎铭文及其出土情况的考察，不难发现当中反映出“西土集团”和晋国之间的密切联系，恰与晋文侯在位期间的历史背景若合符节。而伯硕父鼎所言器主服事的“辟王”，极有可能正是平王，至于诸器的具体断代，显然也以春秋初年为宜。准此，根据平王、“伯硕父”夫妇及“太师氏姜”等人物的共时性特征，并结合羊舌M5对M1组的从属关系，亦可推断M1墓主当以晋文侯最为合适。我们知道，著名的传世器晋姜鼎（《集成》2826），乃是文侯夫人所作，早年即遭盗掘出土。现在看来，无论该鼎是否来源于M2，“晋姜”“太师氏姜”及“申姜”的人物关系，均可对应羊舌墓地的具体遗存而得以展现。综上所论，曲沃羊舌墓地出土的子硕父鼎，不仅有助于揭示平王东迁前后不同势力集团的分合与互动，继而丰富两周之际晋陕地区政治联动的历史图景，同时亦可为推定羊舌M1系晋文侯墓提供关键线索，其意义即可见一斑。附记：笔者参访“吉金耀河东：山西青铜文明特展”期间，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黎婉欣女士的帮助，谨致谢意。
［作者单位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］
（责任编辑：何 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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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庆淼：《曲沃羊舌墓地出土子硕父鼎的意义——兼论曲沃羊舌M1为晋文侯墓》，原文刊载于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23年第10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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